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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婚宴趣事:邓颖超不胜酒力周恩来代杯

2016-01-12 06:08:56 来源:法制与社会 责任编辑:蒋杰 字体:

周晓瑾参观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

太平馆西餐厅,黎显衡向记者讲述周恩来在广州的故事。

周恩来居住过的文德楼。

周总理住过的万福路190号,如今成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今天是周恩来总理逝世40周年

  侄孙女周晓瑾带记者重走周邓爱情地图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3天后,群众站在长安街两侧目送他的灵车缓缓离去。这是课本里“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故事。文德楼3号楼二楼,在一个普通的广州人家里,客厅正中挂着周恩来12寸的黑白照片,几十年来,均是如此。这个房间,是周恩来和邓颖超新婚住过的地方,结婚时的合影还挂在墙上。“在中国任何一座城市,唯有在广州的民居、餐馆、学校能遇见周恩来和邓颖超新婚的合照,让人涌起久违的亲切与温暖。” 周恩来的侄孙女周晓瑾说。

  “爷爷逝世40年了,总该有点什么纪念。”连日来,记者和周晓瑾一起,在广州穿街走巷,追寻周总理的足迹,聆听那个年代的故事。

  文、图 广州日报记者练情情

  文德楼:周恩来邓颖超的婚房

  文德楼并不难寻,是文德东路上一排黄色的百年老楼,斑驳零落的墙皮诉说着它的历史。目前,这里仍住着“七十二家房客”。1925年,中共广东区委员会租了文德楼的部分房子给工作人员居住。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军委书记的周恩来,与邓颖超住文德楼3号二楼;李富春、蔡畅夫妇住1号二楼;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住4号二楼。

  陈姓业主已于三年前去了美国,房屋空置,业主的代理人帮我们开门。这也是周晓瑾第一次有机会进到周恩来和邓颖超新婚住过的房间。客厅正中悬挂着的周恩来年轻时的照片,显示了房子与他的渊源。周晓瑾把一束鲜花放在周恩来像前,三鞠躬。她逐个房屋仔仔细细地看,泪水盈眶。走到阳台,指着对面的两户人家告诉记者,左手这间是李富春、蔡畅住的,右手那间是李之龙夫妻住的。“蔡畅!李之龙!你看,这么近,只隔两三米,我奶奶站在阳台一叫,他们就走出来了。”

  周晓瑾沉浸在回忆之中,于是坐在凳子上,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事向记者娓娓道来。

  1925年8月7日,邓颖超从天津坐船,在海上颠簸了两日,抵达广州的天字码头。此行,她便是来跟周恩来结婚的。来之前,她打了电报,但那天周恩来正忙着指挥省港大罢工,把接新娘的任务交给秘书陈赓,并给他一张照片,说:“这是我去法国留学前她送我的。能不能接到,就要看你的眼力了。”陈赓没有寻见“师娘”,沮丧地打道回府。没想到一回去,就见到了照片上那位女子。原来,邓颖超在码头上寻不到周恩来的身影,便按照地址,坐上一辆人力车,自己找过来。

  邓颖超曾这样回忆:“我们那时候没有可以登记的地方,也不需要什么证婚人、介绍人,更没有讲排场、讲阔气,我们就很简单地,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住在一起。在革命之花开放的时候,我们的爱情之花开放了。”

  周晓瑾摸着那些房间老旧的家私,非常感慨,“这里是我爷爷和奶奶婚姻生活开始的地方。从相貌上看,周恩来更英俊,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男才女貌,但这对革命情侣的爱情是非常感天地、泣鬼神的。在那个‘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时代,他们能够通过新思想,通过信仰共产主义,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太平馆婚宴:邓颖超不胜酒力周恩来代杯

  从文德楼出来,我们步行去了太平馆西餐厅。1925年8月8日,张治中在这里请了两桌,向朋友宣告周恩来邓颖超结婚了。当时的宾客有邓演达、陈延年、邓中夏、恽代英、陈赓、彭湃等。这一天,曾在法国一起留学的李富春、蔡畅夫妇抵穗,也赶来贺喜。彼时,蒋介石也在广州,在沿江中路的黄埔军校筹备处办公,因犯了流鼻血的老毛病,他没有来参加政治部主任的婚宴。

  席间,张治中说,新娘子在“五四运动”中当过演讲队长,要让邓颖超讲恋爱的故事,大家拼命鼓掌。邓颖超曾回忆说:“当时恩来特别担心,怕我应付不了。其实,我什么也不怕。”邓颖超就站起来,把他们相识、相爱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番,还背了周恩来写在明信片上的一首诗。

  张治中夸赞周夫人果然“名不虚传”。这晚,邓颖超的酒都是周恩来代喝的,喝多了,邓颖超和蔡畅就扶周恩来到阳台上吹风,蔡畅打了一盆凉水,邓颖超用毛巾给丈夫擦脸。

  1989年春天,邓颖超邀请张治中子女,作客西花厅,她还对张一纯说:“1925年我同恩来在广州结婚。那时恩来是军校政治部主任,你父亲是新兵团团长。我们结婚很保密,除了你父亲,别人谁也没告诉。谁知你父亲一定要请客。他安排了两桌酒席……那次,他自己一口酒都没喝,却把恩来灌醉了。最后他找来卫兵把恩来抬回去,这件事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周晓瑾告诉记者,1959年1月,周总理返回广州开会,又在这家餐馆回请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治中。

  这家西餐厅虽然几易其主,但名字一直未变,三楼保持旧貌,仅摆几桌台,挂着周恩来和邓颖超新婚的照片。餐厅的何经理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后,1959年和1963年,周恩来也来过这里吃饭,他每次来必点乳鸽,邓颖超则喜欢吃牛扒。餐厅于是推出了总理套餐、总理夫人套餐,很受欢迎。

  周晓瑾说,那时候,爷爷在南开读书,严修校长看他那么英俊有才华,愿意把女儿许配给他。但周恩来不想高攀,婉言谢绝。他要找跟自己经济情况相仿、政治信仰相同的人,最后找到邓颖超。

  在去欧洲留学前,周恩来是独身主义者。他在1918年3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想我守着‘素食、不婚’两个大主义,生命不说可以长了好些年,就是我那‘报恩’后离开世界的念头,也觉容易行了许多,思想起来我觉得非常的痛快了。”

  周晓瑾悄悄告诉记者,周恩来跟侄女周秉德聊天时透露过,去法国留学时,他曾有一个美丽的女友张若茗。五四运动时,张若茗与周恩来、邓颖超在天津,一起参加《觉悟社》。周恩来说:“等我去了德国、法国后,我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我就定下自己的志向,要为无产阶级而奋斗,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信中确定关系的。”

  南华银行:中山舰事件后小两口移居

  周恩来一直挂念的文德路、万福路、文明路,都是些什么地方?我们找来了“周恩来通”、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原馆长黎显衡。

  黎显衡已经80岁高龄。1978年6月,他和林鸿暖奉命前往北京,搜集广东党史的资料。要核实广东区委和军委等史况,他们要首访74岁的邓颖超副委员长。但到了全国人大门口,却进不去。“我就花了两角,寄了一封挂号信给邓颖超,没想到,第二天就收到了回复。”黎显衡回忆,邓颖超的秘书赵炜给他打电话,口授历史,回答了他的问题。

  其中,关于文德楼和南华银行,邓颖超答复说:“1926年5月‘中山舰事件’后,住进万福路190号南华银行楼上。”

  黎显衡带我们来到万福路190号,这是1926年到1927年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军事工作机构的所在地,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军事工作机构。如今,此处一楼已变身广州市越秀区珠江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978年,黎显衡去北京访问了聂荣臻。根据聂荣臻回忆,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周总理和他先后离开了黄埔军校,他们在万福路南华银行二楼办公。当时南华银行二楼中间是一个大厅,入门右边有一张办公桌和几张椅子是周总理办公的,西边的房子是周总理和邓大姐居住的,房内有一张西式双人床及一些行李杂物。

  新中国成立后,聂荣臻也曾回去南华银行看当年周总理住过的地方。邓颖超也曾重访旧地,周恩来则多次想看,未能如愿。黎显衡当年还是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一次,周恩来说要来万福楼军委旧址看,结果他等到晚上12点,总理仍未到。“我就打电话到省府,问总理还来不来,结果那边说,总理都还没下班,你就想走了。直到凌晨1点多,总理卧床休息后,秘书才打电话说来不了了。”

  1971年11月26日下午,周恩来总理陪同越南范文同总理瞻仰胡志明在广州举办的越南青年训练班旧址。那一次,黎显衡陪同。“当时,领导交代我不许出声。但周恩来总理突然转过来问我,‘广东军委旧址在哪’,有去参观的意思。我说还有六七十米远。总理一看人行道上的车龙,又是车行的反方向,就没有去了。”

  长洲岛:年轻政治部主任立下鸿图志

  周恩来那张广为流传的、英俊帅气的戎装照,据黎显衡考证,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时拍的。“其实,这张照片下面写着‘恩来少年’几个字,应是他送给友人后,友人写上去的。大家看到的照片其实已裁掉这几个字。”

  周晓瑾告诉记者,军校门口,曾经有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往别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横批是:“革命者来”。1924年11月,年仅26岁的周恩来到黄埔军校工作,任政治部主任。

  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馆员梁莹介绍说,周恩来是黄埔军校的第三任政治部主任,第一任主任戴季陶,离校去沪。第二任主任邵元冲,演讲枯燥,被称“催眠术教官”。周恩来一扫沉闷气氛,他创立政治教育和“血花剧社”,意为“革命之血 主义之花”,通过文艺表演的形式来宣传革命,受到学生和师生的欢迎。

  周晓瑾抚摸着这些桌子、茶杯,愈发感慨。她想象着,早上周恩来离开文德楼的家,跟妻子告别,在天字码头坐船,来这里上经济学和作报告的情景。

  无子女是周恩来家族最大的遗憾。 有一次在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结束后,周恩来和华国锋等聊天说:“我和邓大姐有一个亲生儿子。有这么大……结果三天三夜没有生出来,当时技术没有剖宫产,没有活下来,夭折了……”说着,他眼里有些湿润,闪闪的好像有泪光。周晓瑾伤感地说,那两个夭折的孩子都是在广州,怀第二个孩子时,周恩来在上海参加工人运动,由于孩子有九斤多重,难产夭折了。当时,邓颖超哭得很伤心。

  据周晓瑾统计,1949年前,周恩来在广东遇险多达6次:棉湖之役九死一生、沙基惨案幸免于难、“8·24宵禁”险遭枪击、黄埔军校被蒋介石软禁、普宁莲花山遇袭,陆丰黄西寮村重病,碣石湾抢渡香港……

  “在被通缉追杀的时刻,一次转身,一次告别,他们就经历一次生离死别。”周晓瑾说。

  为什么周恩来选择邓颖超为伴侣?周晓瑾认为,爱是一份纯净和神圣的信仰,而邓颖超是最能理解周恩来的人。“从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到国家总理,爷爷总是那么忙,他要找一个理解自己的人。怎么处理家和国的关系?这是很多高官都处理不好的。爷爷周恩来官而不显,党而不私。和邓颖超默契定下的西花厅‘十条家规’,不搞特殊,不越雷池,才有了我们周家后代今天这个样子。”

  原为广东首届影视名家的周晓瑾,退休后,遍寻周恩来在岭南的足迹,甚至将其视为一种使命。她正在写《寻找周恩来岭南往事》,传播周恩来的家风和厚德。

  “望你珍摄,吻你万千。”

  “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

  欧洲四年,周恩来给邓颖超写了250多封信。邓颖超说:“我们之间的书信,可以说是情书,也可以说不是情书,我们信里谈的是革命,是相互的共勉。我们的爱情和革命交织在一起。”1923年春天,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周恩来写着:“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这种求爱方式确实特别。

  剪枝海棠夹书寄

  “他们真是革命爱情的典范。”她说,“不要以为他们的婚姻里只有革命和战争,其实他们还是很体贴入微的。当今很多婚姻里,夫妻关系扭曲了,有些妻子含辛茹苦,丈夫都不帮手不领情。爷爷周恩来有时节目没有看完,提醒警卫该回家。有时回到家,如果邓颖超已经休息,他会换掉皮鞋,在木地板轻轻地走,怕吵醒妻子。他们都喜欢花,在信中还寄花、寄枫叶,做成书签,还用镜框框住。革命时期,他们不能经常在一起,天南地北苦相思,只能明月当空,对月怀人。”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在中南海西花厅,选中这个院子,是因为这里栽了他们都喜爱的海棠花。周恩来在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西花厅的海棠花正盛开,周恩来看不到,邓颖超觉得可惜,就剪了一枝压在书里,寄到日内瓦给周恩来。两人的感情就是这样细腻绵长。

  周晓瑾掏出一本《周恩来和邓颖超的通信集》给记者看,里面收录了他们70多封信。他们的通信一直以“翔宇”、“翔”、“超”、“小超”、“来”、“阿来”、“颖妹”、“鸾”、“凤”、“你的超”、“你的颖”相称。

  “望你珍摄,吻你万千。”(周恩来致邓颖超,1942.7.3)

  “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邓颖超致周恩来1942.7.7)

  一封封读,字里行间,无不是夫妻间的恩爱和信任。周恩来即便再忙,因怕妻子担心,也会写一封信,告诉他自己在做什么。而邓颖超则时常叮嘱他照顾身体,给他送药送书,告知家中老人和友人们的情况。

  晚年常忆羊城情

  年老以后,周恩来和邓颖超还经常回忆在羊城生活的这段时光。记者翻到1954年11月9日周恩来给邓颖超的信,当时,周恩来在广州,他在信中提及:“你这次没能同来广州,许多同志提到你,我也有时想到你。昨天车过广卫路,发现了广卫楼(即文德楼),快三十年了,不能不引起回忆。明天拟再过万福路,看看南华银行大楼在否?据蔡大姐(指蔡畅)说,她经过文明路,已看出区委的旧址,我却没看出来。文德路又是什么机关在其中办公过?三月二十事变,我们是否住在那条街的巷子里?这次只许走马观花,不许下车探路,时间比上次多,实际恐看得更少。”

  邓颖超此时因病在北京休养,为自己未能同去广州感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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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蒋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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